高尚的品德 无私的奉献 ——纪念敬爱的父亲严木三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岁月荏苒，思念悠悠。今年6月13日，是我们敬爱的父亲严木三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他尽管已经去世多年，但是此时此刻，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导，他的历历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回忆起来都会使人心中泛起一股春天般的温暖。

习仲勋同志曾回忆：“严木三先生曾是我的级任老师，他小心谨慎，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父亲长达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他扎根基层，性格上与人为善，工作上兢兢业业，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材，像习仲勋同志、白振江同志（大冶兵暴领导人，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严佑民同志（上海市委原书记）、杨克明同志（外交部原干部司司长）、胡景铎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原副军长）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父亲是坚守信仰的革命者

1902年6月13日，父亲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庄里镇，幼年生活在富平老县城东北王家巷14号。在父亲三岁时，爷爷因病离世，从此父亲与奶奶相依为命，依靠奶奶为人纺织维持生计。

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勤奋好学。15岁时因家境困难，父亲欲辍学谋生，时逢富平县举行小学竞争考试（大会考），结果父亲成绩赫然位列第一。主考郭藩先生向富平一高（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极力推荐，在一高校长吕抚震相助下，父亲进入了富平一高就读。在一高，父亲多蒙吕抚震、汝晓荀、王愚若等先生的教诲，又读了不少名人小传，萌生了“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想法。1919年父亲毕业前夕，于右任先生来富平，富平各界在一高欢迎接待。父亲当时是小招待员，聆听于先生讲到孙中山在南京、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和俄国列宁大胆革命的情形，他感到十分新颖和震动。

 

清光绪富平县城图

 

严家老宅现址

1920年下半年，父亲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三原县的陕西省师范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完全科甲班。在省立师范，父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父亲在学校第一个订阅《中国青年》（共青团中央出版），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最后刊物被查禁仍秘密订阅。他不仅逐期精读，而且向相识同学极力推荐，向附近多校积极宣传。1923年父亲主持渭北学生联合会工作，主办《陕西渭北学生救国周刊》，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他曾联合渭北各中学合力驱逐在三原县城北十余里同德村的日寇特务。该日寇打着收购桐木做“木屐”的幌子在陕西淳化、旬邑、耀县等地活动，实际测绘中国多地详细地图。

1924年初，父亲与蒲克敏、亢心栽、王云等人组织建立了青年同志共进社，同年秋创建《三师旬刊》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冬，父亲又与亢心栽、蒲克敏三人联系多地思想进步青年成立陕西省渭北青年社，创建思想进步刊物《渭北青年》杂志。

1925年1月，父亲接到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先生邀其到富平立诚公学（今富平立诚中学）任教的聘书。临走之前，父亲参加了C.Y（communism youth缩写，共青团），并接受组织安排回富平从事革命活动。父亲回到富平后，成为了富平党团组织的奠基人和领导者，创立了富平第一个团组织和富平最早的三个党小组之一，成立了富平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成为中共富平特支首任书记。

在富平立诚公学，父亲积极指导学生阅读《中国青年》，指定精读篇目，并吸收进步学生加入渭北青年社。1925年10月，父亲成立了由二十余人组成的“渭北青年社富平立诚公学分社”，接着纳新了思想进步的白振江、唐玉怀、宋光龙等10多名社员为共青团员，并成立了立诚公学团小组，父亲任组长。

1925年12月末，赵宗润代表三原党委函告父亲，由CY成员转为CP（communism party缩写，共产党）成员，并指示急速发展党团员，并成立基层党组织。1926年1月，父亲在立诚公学成立共青团富平特别支部，兼任书记，并把团员中思想先进的分子吸纳为共产党员。同年5月，成立“立诚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富平最早的基层组织，隶属三原特支领导，父亲任党小组组长。

1926年春，习仲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富平县庄里镇立诚公学高小部上学。由于习仲勋学习刻苦，追求进步，深受担任级任老师的父亲喜爱。习仲勋原名习中勋，一次父亲把习仲勋叫到身边，他希望给他的“中”字旁边，加个“人”字，取为人中正、处事公道之意。父亲又语重心长地说：“人生一世，奋斗一生，不在名字，而在奉献。我之所以要在你名字的‘中’字旁边加个‘人’字，是要你永远记住，一定要会做人、做好人，以国为根、以人为本啊！”

在课余和假期，父亲致力于农运工作。他曾多次化名杨慕淑，使用鸡毛传帖方式组织农运活动。父亲经常带领习仲勋、宋文梅、白振江、白充江、胡景铎、董子平等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有组织地到庄里北边的董家庄、景家窑、三条沟等地号召农民行动起来，反对土豪劣绅的活动。

 

少年宋文梅

 

胡景铎

 

白振江

 

白充江

1926年春寒民困，伪政府欺压百姓、严苛勒索、急促催粮，父亲与徐志鸿等人组织了万人“交农”运动，围困富平县城六、七日之久，迫令政府暂缓催粮。这一年，人称“农运大王”的乔国桢从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回来，以我家老宅为工作站，和我父亲组织党员和进步农民，宣讲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周恩来的《中国军事报告》等，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把富平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推向新阶段……

庄里镇恶霸保长张积德，平日欺压百姓，民愤极大。1926年五、六月份，立诚公学党团组织决定举行清算集会。父亲在庄里镇东门外东岳庙召开大会，号召打倒张积德。习仲勋、宋文梅、白振江、白充江、胡景铎等同学和当地农民砸烂了恶霸保长张积德家大门上“名重梓里”的金字匾牌，并组织群众联名上告，迫使当局关押了张积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赃款。

因父亲公开进行革命活动，在愈演愈烈的革命形势下，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惊慌和敌视。这一学期放假，学校董事会违约辞退了父亲。父亲被迫离开立诚公学，同时接受党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富平做农运工作。1926年10月，父亲按照中共西安地委指示，在富平董家庄成立了中共富平特别支部，任支委书记。

1926年12月，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需要，由刘伯坚和杨明轩等介绍，父亲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1927年1月，上级派中共党员师乐天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富平，指导组建国民党县党部。初由师乐天任主任委员，后由我父亲任主任委员。父亲表面上是富平国民党主任委员，实际上是中共富平特支书记。

1927年2月，父亲受聘任富平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父亲在一高男女学生统一招生，开辟了富平地区男女平等接受教育之先河。春节过后，习仲勋、董子平等一批立诚公学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跟随老师转入富平县城第一高小上学。当时，习仲勋虽然家庭贫困，却毅然放弃了原学校的助学金，改为每周一次到十五里路外的家里背馍到一高上学。并在此期间，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展现出不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多年后，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感慨万千，他说习仲勋从小就具有吃苦耐劳、不谋私利的优秀品质，还有强烈的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他与众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估量的前途。

在父亲早期革命生涯里，严家老宅作为交通站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证了那个年代富平和渭北一带艰难曲折的峥嵘岁月。老宅由于位于县城北门附近，位置特殊，交通方便，曾是渭北革命时期党在富平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早期共产党员刘伯坚、杨明轩、李子洲、潘自力、魏野畴、李子健、乔国桢等先后来到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还是在这座老宅里，习仲勋、宋文梅、白振江、白充江、胡景铎等学生经常与父亲研讨和组织革命活动。

1928年，白色恐怖笼罩三秦大地，上级党组织、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密令逮捕父亲，父亲得到消息后被迫躲避乡间。国民党特务到老宅撬开门板，在院内四处捜查，并在附近布控，长达数月之久……。由于长期布控未果，穷凶极恶的敌人将魔爪伸向了齐村乡皂角村我老舅家（渭北地下党一个秘密工作站），将老舅刘正元吊到村头皂角树下毒打，追问父亲下落。我老舅宁死不屈，被打得吐血不止，最终被折磨致死。

由于白色恐怖期间党组织遭到破坏，父亲也因遭到追捕长期隐匿乡间和外地，被迫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父亲仍以个人的社会力量在1930年至1931年前后，积极营救了蒲克敏、亢心栽、潘自力（解放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程建文等同志出狱。

1930年10月，杨虎城将军主政陕西，陕西革命形势好转，父亲得以继续投身于教育事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父亲先后在华县私立咸林中学（今渭南华州区咸林中学）、同官县立初级中学（今铜川市第一中学）、富平县立第一中学（今渭南富平县迤山中学）、临潼县第一初级中学（今西安市阎良区关山中学）等从事一线教学或校长工作。

 

1935年8月的一天，父亲离开西安去华县咸林中学前，与家人照了一张相。拿到相片后，他在相片上写道：“多么恶劣的社会，多么可感叹的人生，我们还不向前途努力吗！”

 

父亲与华县富平学子合影

在咸林中学，父亲鼓励学生追求进步，带领他们出外演讲、演话剧，进行抗日宣传。在同官县立初级中学担任首任校长期间，因成绩突出，陕西省教育厅奖励父亲五百大洋，父亲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陕甘宁边区。他把四百大洋托赵葆华转交陕甘宁边区政府，剩余一百大洋用于学校建设。1944年父亲任富平县立第一中学校长，他聘请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大量购买进步书刊，鼓励师生阅读。1948年初，父亲鼓励范玉柱（西安外国语学院党委原宣传部长、机关党总支书记）、刘群效（西安市纪委原书记）等同学北上参加革命，当范玉柱、刘群效等一批进步学生北去延安，父亲冒险打电话，帮助他们联系三原渭中许多学生一同前往，并帮助、掩护他们离开。1949年1月，富平解放前夕，父亲千方百计护送刘重日、陈江龙等10余名青年学生北上延安投身革命。

 

1949年2月的一天，听着富平县城北隆隆的枪炮声，父亲与富平进步人士冯子明先生合力打开富平县北城门，并北上迎接解放军。在庆祝富平解放大会上，父亲迸发出多年被压抑的激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共产党和解放军。

父亲是扎根基层的教育名家

父亲热爱教育事业，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渭北农村，他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已的青春和学识，为学生的成长殚精竭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因父亲教学成绩斐然，在渭北一带名声远播，被誉为渭北教育名家。

父亲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富平一高，父亲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启发，试行设计教学法：在创设的问题情境中，让学生自己计划去执行解决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临潼一中，父亲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明确提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倡导由学生自己推理得出结论。无论过去和现在，父亲的教育理念都不落后。

父亲注重学生进步思想的培养。在立诚公学，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在同官县立初级中学他停止了蒋介石编写的《中国之命运》的教学。在富平县立第一中学，他鼓励、支持和保护学生的进步组织“力行学友会”。1993年春节，父亲送给看望他的几个六七十岁的学生每人一本《中学生》，年届90多岁的父亲鼓励他们不要服老，要好好学习，为党做好工作。

父亲重视学生的劳动教育。例如在迤山中学，父亲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给每个学生在校园划一块土地，让其种植管理。父亲注重教学与实践结合，在当时条件下，植物课就做了光合作用、吸碳放氧的实验，美术课教学生雕塑。他还带领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到西安参观工业和历史文化遗迹，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父亲重视学生的自我养成教育。父亲说学校班级的事情不能由班主任包办，提倡学生自己管理班级的事情。各班设立学生自治会，由学生选出班主席和学习、壁报、游艺、体育、卫生等股。例如学习股收交作业，壁报股绘制壁报，卫生股负责打扫等，就连学生大灶也由上灶学生选人自办。

父亲虽然主要从事中学教育，但他非常重视幼教。他常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幼时养成的良好习惯可秉受一生，幼时养成的习惯，极难纠正，要让孩子痛苦地接受改造教育。”父亲93岁时，为了纠正我孙子的小毛病，同我据理力争。他说“三岁的事记到老”，并引用罗素的话说，“孩子6岁前的早期教育是塑造人格的黄金期”。同时忧心忡忡地说，“父母溺爱，令人万分忧虑，及早正确教育极为重要，现在的小皇帝、小皇后如何主宰未来？”

 

1974年，在二女儿家中与小外孙们合影

父亲非常重视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教育。1936年春节，东北已经沦陷，母亲吴凌霄（西安女师毕业，教育工作者、西安民盟常委，解放后任西安市第一至第五届政协常委）让我哥哥王文（王乔木）带领他两个妹妹端芳和奕芳去给前夫的结拜兄弟李百朋（注：李当时在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中担任交通处长，又兼陕西省邮电局长，家住东关柿园坊索罗巷）拜年。李叔叔给三个娃每人三块银元做为压岁钱。三人回家路过西安高中门口，正值学生为抗日搞演讲募捐活动。乔木当时是西高学生里的抗日积极分子，早就参加了学校里的西北青年救国抗日先锋队，见此情景，他把手里的银元放入募捐箱，回过头又看到妹妹手里的钱，于是又动员两个妹妹也把钱捐了出去。

回到家，母亲见三个小孩拜年空手而归，心中略感诧异。她知道，先夫牺牲后，结拜兄弟李百朋每年都会以压岁钱的名义来接济吴凌宵娘几个。母亲以为是孩子们把李百朋给的压岁钱乱花了或是弄丢了，心中不免生气，随即令三个娃跪下，老实交代压岁钱的去向。此时，父亲从学校回来，他和颜悦色的询问孩子，当他听说三个孩子把钱捐献给抗日募捐活动了，马上对母亲说，孩子们做的对，为抗日捐款这是我们每个爱国人士应该做的，我们做大人的应该支持他们！如果不够，我这里还有！我坚决支持孩子们的义举！

父亲的一番话给三个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父亲和母亲的教育下，哥哥王文1936年参加抗日民先组织后，于1937年奔赴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情报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后改为中央社会部）工作，成为我党的一名优秀干部。

父亲曾先后担任富平一高、同官县立初级中学、富平县立中学、临潼第一初级中学等学校校长，办学成绩优异。担任富平一高校长时，因办学成绩出类拔萃，陕西省教育厅通告全省嘉奖富平一高。据教育界一些人士回忆，当时全省还没有第二个学校有过这样的荣誉。被聘为同官县立初级中学首任校长时，学校第一届学生参加三原大会考（有富平、同官、耀县等），成绩列各县之首，远超参加会考的其它学校。担任临潼第一初级中学校长第二年，学校参加中等学校升学考试80人，被录取69人，录取比例高达86.25%，教学成绩由原来垫底移居同类学校中上水平。

 

铜川一中文庙大成殿

父亲常年扎根于农村基层教育一线，每天和农村的孩子们呆在一起，甚至从未享受过寒暑假。如果寒暑假回到西安，总是匆匆地为学校购买字典、图书、仪器、试剂，呆上三两天又匆匆返校。每次回到西安，第一件事到新华书店，就掏出自己的钱把字典全部买下，装一大布袋带回去送给有需要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字典永远都是老师，不认识、不懂的字就查字典。

农村教学条件差，父亲无私的把家里许多东西捐给学校。四十年代父亲被聘为同官县立初级中学首任校长，办学之初经费拮据，为了办好学校，父亲变卖了家里的许多东西，甚至是我奶奶和母亲的陪嫁。后来他成立清寒学生奖励基金、教员年功加薪基金，并慨然捐资。四十年代，富平迤山中学当时缺一台风琴，父亲提出捐献一台。我家那时有一台风琴，那是母亲结婚时娘家的陪嫁。我的母亲是西安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批学生，风琴弹得非常好。后来我大姐和二姐都喜欢弹风琴，从小这台风琴伴随他们长大，是她们的至爱，很有感情。当得知风琴要被送走的消息后，大姐和二姐非常伤心。我父亲给他们说，咱们屋里就两三个娃，富平有上百学生，风琴到那里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人家来抬风琴的时候，我大姐和二姐流下了眼泪。当抬着上一个台子的时候，大姐和二姐害怕把琴脚撞了，赶紧上去护着，眼泪仍不听使唤地流。后来大姐常常提到那台风琴，说起与她有着亲密的渊源，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后来迤山中学在父亲领导下，学生各方面提升很快，学校名气越来越大，学生到西安进入高一级学校都是免试入学。

解放初，父亲有很多机会留在城里从政，但父亲放心不下农村的学生，割舍不了对乡村教育的深情。1949年冬天，习仲勋同志把父亲和宋文梅一起请到他办公室，他拉着父亲的手，热情邀请父亲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门任职，父亲婉言谢绝，他愿意继续留在他热爱的基层从事教育。陕西省教育厅负责人冯一航、李瘦枝也曾反复动员父亲到省教育厅任职，还让母亲说服父亲，都被他一次次谢绝了。他说：“农村学生淳朴努力，那里更需要我。”

 

临潼第一中学（今阎良关山中学）

1951年春，组织派父亲严木三恢复富平师范。当富平师范步入正轨后，父亲两次书面递交申请至渭南专署：愿意到最艰苦，教学有问题的地方去工作。就这样，父亲来到了地处蒲、富、临、渭四县交界的临潼第一初级中学。临潼一中条件艰苦，当时校长空缺很久，学校管理失序。父亲到校后清算灶账，整顿图书室，推进教学改革，临潼一中教学质量由原来垫底移居中上水平。1954年，父亲被选为临潼县第一届关山区和第一届县人大代表。

后来父亲又到临潼华清中学和临潼油槐中学任教。有一年暑假，父亲从学校回来没住几天便要返回学校，孙女埋怨爷爷刚回来又要走，爷爷讲学校里的母羊要产羊羔了，放假学校没有人，他要回学校去照料产羔的羊。父亲在临潼工作期间，多次给上级单位要求要将他的工资降下来，因为县长的工资比他还低一级，县长要为全县人民办事，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父亲是勇于担当的好人

习仲勋同志曾说，“严木三老师是一个好人”。我们认为父亲是一位敢于担当的好人，在社会和家庭需要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

父亲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革命烈士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和遗作，遗作中有即将就义前给亲属的信和遗诗《带镣行》（现陈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刘伯坚烈士是我党我军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35年，刘伯坚烈士英勇就义前，在写给照顾刘虎生生活的梁凤笙（刘伯坚妻子王叔振的大嫂）等亲属信件中“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豪言壮语，掷地有声，表现了作为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催人泪下的家国情怀。1964年，在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时候，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刘伯坚烈士的《带镣行》与夏明翰烈士的《只要主义真》被合成雄浑悲壮的《就义歌》而广泛传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伯坚和妻子王叔振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时候，梁凤笙大嫂和儿子刘虎生就生活在我家位于书院门和乐巷的家中上房，我的父母暗中保护着他们的安全。1935年刘伯坚就义的消息传到西安，梁凤笙手捧烈士家书手足无措。我的父母冒着危险把这些信件藏在书院门和乐巷老宅顶棚上，并建议不敢声张，让刘虎生对外改姓他母亲的王姓。1955年刘伯坚烈士儿子刘虎生从苏联留学归来取走了信件。后来周恩来同志看到遗书，潸然泪下，并还多次提起：“那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是我们党的宝贵的财富！”

父亲对他的学生而言也是有担当的好老师。他对学生关怀备至，从学校到社会，永远慈爱，永远鼓励进步。

习仲勋同志在立诚学校读书的时候，父亲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4月，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爆发“三师学潮”，习仲勋等学生陷入牢狱。父亲闻讯后心急如焚，先后给三师教师李寿亭、李道三、吴伯坚，商界友人李子衡等一一发去了请求营救的信。他又设法打通关节，进到监狱见到习仲勋等学生。他在手中写字暗示学生，敌人没有证据，拒不承认参与党的活动。最终国民党政府没有找到有力证据，终得保释学生出狱。1929年父亲在被敌人追捕期间，曾悄悄找到在家中的习仲勋，当时习仲勋身染疾病，母亲又病重。父亲千叮咛，万嘱咐：“斗争一定要讲究策略，学会保护自己！”

1942年，父亲被聘为同官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当地国民党驻军八十军军长的儿子在学校上学，每天由军长的警卫员接送。有一天学生和警卫员发生了冲突，在争吵中，学生们将警卫员包围在前面院子，警卫员随即掏出手枪，朝天“砰！砰！”两枪，学生们惊恐四散。父亲因学生的安全受到威胁痛哭流涕，愤怒不已，并多次向各界哭诉，要求保证学生安全。

1968年，父亲的学生吴全吉家中有难，父亲借去家中全部积蓄500多元。直到1971年我母亲去世时急需用钱，父亲才想到去要钱。当他看到跛足的吴全吉，既有瘫痪老母，又有患有眼疾的儿子时，不仅未张口，还把身上仅有的十几元钱留给吴全吉（那时父亲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此后，他还每月给吴全吉寄书、画、挂历，安慰这个困难的学生，并主动提出不用吴还钱了。

父亲长年在外县工作，他的学生大多都来自农村，我们书院门家中有一间房子是专门留给父亲的学生来西安考学住用。父亲对他的学生就跟对自己的家人一样，即使父亲不在家，他的学生也常在周日来家度过。解放前，范玉柱等进步学生为躲避国民党抓捕，也曾在我们家躲藏。

晚年的父亲经常收到学生来信，那些信件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敬意和感恩。例如同官县立初级中学首届学生，写信时已是花甲老人的米养生，信的抬头就是“最敬爱的恩师严校长”。又例如同样是花甲之年的富平中学学生陈益勋写到：“你是我上中学时的老师，又是引导我初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从过去至现在始终关心着我，我该如何报答才好。”

 

父亲晚年

 

1977年春天，与四位女儿合影

 

四世同堂大家庭为父亲祝寿

父亲去世后，一拨拨皓首老人前来跪在父亲灵前。学生们写了一篇篇文章回忆我的父亲。学生刘群效、范玉柱、李俊彦撰文《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文中写到 “丧讯传来，我们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学生，顿时心情怅惘，思绪绵绵，禁不住潸然泪下。”学生安光荣在《忆严木三老师》一文结尾写到：“严老师安息吧!我想念您！我们众同学想念您！”。学生朱民志撰文《我家两代人的恩师严木三先生漫忆》，他说自己“不管是教学还是做领导工作，虽无大的建树，但总是以严木三校长的为人和勤奋敬业精神为楷模，不敢有丝毫懈怠，方觉不辱师门。”

在我们子女眼里，包括我的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姐姐，我们都认为父亲是个好人，他不仅心地善良，宽厚待人，更是勇于担当，不惧任何的困难。

1934年，父亲与我的母亲，西师附小教师吴凌霄结婚。母亲是早期共产党员王瑞轩的遗孀。王瑞轩受组织派遣去安康策划武装暴动，被敌人暗害，牺牲时年仅35岁，留下妻子和儿女共三人艰难度日。我父亲严木三和王瑞轩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战友，他看这种情况，毅然决然地挑起了烈士留下的家庭担子，与我母亲吴凌霄组建了新的家庭，使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免于陷入毁灭之地，使孤儿有了父亲，给了她们新的温暖。多年后我大姐（母亲和王瑞轩伯伯的大女儿）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感谢父亲，是父亲给了她们一个完整幸福的家。

父亲一直对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心，在工作期间如此，即使退休后也是满腔热情。八十年代父亲多次给主管教育部门写信，希望教育从幼儿抓起，从小培养良好正确的习惯，健康的心理。1986年，父亲自感身体日渐衰弱，他给陕西省人民医院写了封信，表达了在人生终点为社会做点贡献的愿望：捐献遗体。陕西省人民医院回复：“您老给我院党委和领导的来信收到。经各住院领导恭读后，大家一致认为您这一做法品德高尚，值得晚辈向您学习。根据我院的实际情况，在近几年内人员、仪器、设备条件还不成熟，您老献‘遗体’愿望尚难如愿，敬请谅解。”

父亲年逾90岁后，还以居里夫人为榜样鞭策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能只守住已有成绩，要继续奋进，应当为自己的理想，加倍努力，以求对人类有一点贡献。”

1997年1月24日，父亲与世长辞，享年96岁。

父亲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革命和教育事业。他创立了富平的党团组织，指引许多学生走向了革命道路；他从教四十多年，无论是当教师，还是校长，都是严谨治学，关爱学生，深得学生爱戴拥护，堪称教育楷模；他品德高尚，乐于奉献，敢于担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父亲的一生正如一幅挽联上说的:“为人师表堪称晚辈楷模，历经坎坷为民奋斗终生”。（此文系严木三两个女儿严复圭、严欣圭所作）

 

来源：渭南职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高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