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出发：丝路申遗成功十周年主题展”，正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展出。
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总长达87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分布于三国境内的33处代表性遗迹及它们之间的交通交流关系构成。本次展览以这33处遗产点为核心，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出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地博物馆和考古基地收藏的的文物330余件。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一项怎样的世界遗产，此次展览展出了哪些代表性文物精品……
作为“世界遗产语境下的丝绸之路”主题展，“从长安出发：丝路申遗成功十周年主题展”立足汉唐，从长安出发贯通整个亚欧大陆，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形式，在全面阐释遗产价值的基础上，突出展示申遗成功十年间的研究新成果和保护新面貌。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离开长安城，以通西域，标志着中国开始了解世界，世界开始发现中国。张骞墓现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
19世纪末，李希霍芬赋予汉代中国与中亚、印度等地交通线路以“丝绸之路”的称号；21世纪的中国，联合中亚开展跨国申遗，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申遗成功，是新时代世界对丝路的贡献。该路网立足汉唐城址、佛教寺院、防御门户和道路交通，囊括了中西交流的核心载体。“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与2023年申遗成功的“丝绸之路：泽拉夫善-卡拉库姆的廊道”连接，贯通亚欧大陆和东西方之间，在城市文化、道路交通、宗教思想等方面联通。丝绸之路的路网，也是对人类跨越时空交流互鉴丝路精神的充分阐释。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东亚古老文明中心的中国“中原地区”和中亚区域性文明之一的“七河地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长期的联系，路网总长达8700多公里，由分布于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33处代表性遗迹及它们之间的交通交流关系构成。
几个重要的部分有：
廊道上的中心城镇。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城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丝绸之路的维护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中原地区的长安、洛阳，河西的敦煌、武威，西域丝路南道的于阗、楼兰和北道的龟兹、焉耆和高昌，楚河流域的碎叶城、巴拉沙衮城、新城和开阿利克城等中心城镇，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丝绸之路繁荣时期所起的重要推动和保障作用，印证了古代城市文化、建筑技术、多种宗教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
廊道上的交通及防御。历史上，丝绸之路干道周边的强大势力，都为保障这条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并存的道路发挥了作用。秦汉统一，对道路与关隘进行严格控制；从唐贞观十四年到唐显庆三年，整个中亚、西域的宗主权逐步划归唐朝。唐朝先后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并按中原体制建立驿馆烽堠体系，不断完善交通管制与防御制度。
铜礼灯 (复制品) 公元前4-前2世纪 哈萨克斯坦
廊道上的商贸聚落。“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从长安出发到达中亚七河地区。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来自亚欧大陆等不同物品和文化在当地汇聚，逐渐形成多个贸易中心，廊道上的商贸聚落，犹如丝绸之路上的耀眼明珠。直至目前，除“丝绸之路”之外，这条亚欧陆路通道还被人们命名为“香料之路”“玉石之路”“琉璃之路”“皮毛之路”“陶瓷之路”“黄金之路”“青铜之路”……这从侧面体现了丝路上丰富的商贸交往。
廊道上的宗教。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政权的分立、民族的冲突而断绝。以佛教为中心，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前期，是中国佛教西行求法运动的高潮时期，汉地僧侣一批批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朝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僧侣的脚下，丝绸之路就是求法之路，是永远畅通的。
“从长安出发：丝路申遗成功十周年主题展”注重展示申遗历程，清晰呈现中国和中亚各国在申遗过程中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申遗成功后的十年间，中国和中亚对遗址进行保护、研究和利用，中国考古学者在中亚地区联合考古和保护成果，以及2014年申遗成功以来与丝路文化交流相关的重点展览等当代人类对丝路所作的贡献，都是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展览展出的330余件精彩丝路文物中，哈萨克斯坦的展品共计13件组，主要包括公元前5-前4世纪伊塞克土墩遗址出土的金银饰品，与陕西地区出土的金属牌饰对照，反映丝绸之路早期草原文化；来自开阿利克遗址和塔尔加尔遗址的釉陶碗、带祭坛的陶罐等，是中亚地区丝绸之路商贸和宗教文化的代表。
中国境内的展品主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陕西省和河南省，包括汉代简牍、魏晋石窟造像、唐三彩、唐代佛经文书、唐代塔式罐、唐代伏羲女娲帛画等，材质丰富，主题多样。
伏羲女娲帛画·唐 吐鲁番出土
展出的1996年陕西省神木市大保当镇出土的东汉“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画像石，非常精彩。亚欧大陆地区沙漠、戈壁、盐原、风蚀地带绵延，山脉盘亘，路途险阻，自古以来，行者视为畏途，然而来自文献和考古的多重证据不断证实，远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就已有联系。古代文献《穆天子传》以日月为序，详细记载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会见西王母的故事，“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画像石图像是对这一事实的直观再现。画面分内外栏，其中外栏左右两端分别为月纹和日纹，月内有蟾蜍，日内有金乌；西王母位于左侧区域，正面端坐于仙境，画面中间为凤鸟引路，后有御者驾龙，右侧为乘坐仙车的穆天子。此外，内栏刻画的是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
展出的1982年西安市东郊三店村汉墓出土的鎏金怪兽咬噬羊铜牌饰，主题为双虎咬噬马纹，主体纹饰为一俯卧马，两虎分别于马的头部和背部进行噬咬，马躯干刻画极为抽象，头部还有类似羊角装饰。矩形动物咬噬主题的金属牌饰，是草原游牧人群的文化象征，但是从战国至西汉，这类牌饰甚至作坊等遗存在西安、广州、徐州多有发现，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曾出土同时代图案完全一致的金质牌饰。这类牌饰反映出农牧文化的碰撞以及人群的迁徙，是历史的重要见证。
鎏金怪兽咬噬羊铜牌饰·西汉 西安出土
张綝夫妇墓出土的隋代酒神骆驼，骆驼俑的陶制驼囊中间刻画的是典型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形象，同样的驼囊在西安茅坡村隋墓也有发现，汉文史料将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拜占庭帝国称为“拂菻”，因此，这件驼囊造像为“醉拂菻”，它提供了希腊罗马-拜占庭艺术传入中国的确凿新证据。展出的河南省洛阳黄河冶炼厂油库采集的汉代百花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灯柱和枝杆：灯柱中间分三层，各伸出四支曲枝以承托灯盏，在第二层、三层灯盏中间各插一件龙形饰，龙形饰均有双翼，其上各坐一人；灯柱顶端为一圆形灯盏，中间和下端各有一圆盘。灯的下部为一喇叭形灯座，座身自下而上分为三层，塑有狗、猴、羊、鸟等动物形象以及一手扶膝一手捂耳的人，造型格外别致生动。
陶百花灯·汉 河南省洛阳市出土
展出的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克孜协海尔古城出土的唐代突骑施钱，充分反映了唐代高超的铸造工艺。突骑施原系突厥十姓部落之一，散居伊犁河流域。突骑施钱模仿唐代的方孔圆钱，时代为显庆三年前后，唐朝在中亚广设羁縻都督府州，于突骑施部落设置都督府。突骑施钱主要在中亚和新疆地区发现，是唐代对中亚管理的物证，也是文化交流的见证。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征集品，钱文正面为粟特文，意为“圣天、突骑施可汗钱”；背面有弓形族徽等。
除了铜币外，甘肃武威市南营青嘴湾开元年间吐谷浑武氏墓出土的唐代镀金口三鱼莲瓣纹银碗，腹部饰八瓣莲花，内有一莲花，周围有三条小鱼，纹饰模铸而成，立体感非常强。据介绍，这件银碗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无论造型、纹饰都高度一致。从甘肃武威到陕西西安同时发现的这类风格统一、文化特征鲜明的金银器，非常珍贵。
此次展出的居延里程简，1974年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居延里程简简文分四栏，分别记述了从长安到河西张掖郡氐池县的四段路程：第一栏记述了从长安出发到义置沿途各县里程，第二栏记述了从月氏到高平沿途各县里程，第三栏记述了从媪围到武威郡张掖县的沿途各县里程，第四栏记述了从山丹到张掖郡氐池县沿途各县里程。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出土一枚详细记载河西若干地区驿置道里的简牍（简称悬泉里程简），这枚简牍与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从长安到河西的里程简（简称居延里程简）内容上相衔接，形成一幅比较完整的从长安出发到敦煌的里程表。悬泉里程简与居延里程简虽都有残，但其残存的简文正好连接了从长安出发西至敦煌郡的一条从东至西的丝绸之路东段线路。
悬泉里程简（复制品）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
此次还展出了炳灵寺石窟的北魏石雕佛头像。5世纪末，在北魏政权拓跋氏的推动下，西来造像逐渐中国化，在云冈石窟出现了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汉式新样造像，这种样式成为后来引领中国佛教造像的样板。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汉式新样造像风靡中原大地，炳灵寺是丝路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公元500年前后，正值第二次开窟造像的高峰期，受云冈、龙门造像影响，流行雕凿汉式新样大像。该佛头像残高44厘米，红砂岩石雕，是一尊大佛像的头部。佛面略长，额际广阔，双眉细长，具有秀骨清像的典型特征。
麦积山石窟的第142窟北魏影塑坐佛，高发髻，面形长方，长眉细目，嘴角内敛。身躯前倾，善跏趺坐于工字形佛座之上。袈裟下部呈三瓣，自然垂于佛座前，成悬裳座。衣纹线条多做转折曲线，彰显华丽服饰。体态端庄秀美，有超凡脱俗之感……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览还第一次集中展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陕西唐墓出土塔式罐。这些塔式罐彩绘鲜艳，造型多样，与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结合起来，成为印度佛塔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也成为丝绸之路文物的典型代表。
三彩塔式罐·唐 西安出土
塔式罐是仿照佛塔造型的器物，在唐墓中作为随葬明器。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陕西唐墓出土的数组塔式罐，多成对出现。其中，代表性的有1985年户县甘亭镇南河头出土的彩绘塔式罐，通高62-63厘米，通体由凸棱将画面横向分区，以团花纹和几何纹装饰，造型优雅独特，既保持了佛教传入的传统造型，又与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结合，风格独特，是唐代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代表性器物。
1970年咸阳市契苾明墓出土的三彩四孝塔式罐，通高50.8厘米，腹径15厘米。整器分为罐盖、罐体和底座三部分，盖纽为佛塔形，周饰浮雕山，顶为宝珠形。罐体肩部饰流云纹，上腹饰捏塑的山川人物四组：第一组三人，山左侧二人，右侧一人，均站立，榜题“董永卖身葬父”；第二组二人，榜题“曾子抚琴悦父”；第三组二人，一男子站于山右，一老妪盘坐于山左，榜题“郭巨埋儿养母”；第四组二人，男站女坐，榜题“曾子汲水济母”。榜题文字均为阴刻。罐下腹饰兽面四个，罐底部以浮雕仰莲与底座相接。造型与纹饰奇特，为唐三彩中罕见之物。结合榜题，可以知道罐身上捏塑的山川和人物都是有关“孝”的故事，而传统的佛教文化中是没有“孝”的成分，而在这个具有强烈佛教色彩的三彩塔式罐上有关“孝”的因素出现，说明源自印度的佛教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与汉文化的种种元素结合，逐渐汉化，最终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
三彩四孝塔式罐·唐 咸阳出土
此外，展出的与丧葬主题相关的丝路文物还有很多。例如，甘肃省灵台县出土的五代时期的石质舍利棺是唐代用于瘗埋佛骨舍利，外层的石函常制成棺椁形状，该石棺用质地细密的灰白砂岩制成，敷以红、绿、蓝、白、金等色，棺身两侧浮雕佛传故事，右侧为涅槃变，左侧为迎佛图，前后两端各有线刻双扇门，两旁各有一天王守护。表现涅槃的场景，天人哀绝，竟从天上坠落，构思独特新颖，制作精美，不同凡响。
石质舍利棺·五代 甘肃省灵台县出土
1965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第42号墓葬的唐代伏羲女娲帛画，用三片原白色绢缝合，上彩绘伏羲女娲，二人上身相拥，下尾相交。右为伏羲，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伏羲头戴网帻，上身穿红色“V”字领宽袖上衣，左手执带墨斗的矩尺。左为女娲，女娲发束高髻，身穿“V”字领宽袖衣，右手执规。二人共穿饰有白色横条纹的红色花裙，两尾相交，色彩分别为黑、红、白三色。二人上方有太阳，尾下是月亮，两边是星辰。我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伏羲女娲分执规矩，其意为“司天规地”。伏羲女娲是我国神话传说中人类的始祖神，古人喜欢在宫殿或墓室中描绘这类传说故事，祈求他们保护并造福子孙，保佑逝者灵魂升天。
同时，展览还展出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开阿利克遗址出土的公元9-10世纪祭祀用陶罐，红陶制成，口沿处有3处拱形抓手，每个抓手上置一陶罐，抓手之间还贴塑蛇纹。该遗址还出土了公元10-12世纪的动物纹碗，通体施黄色釉，内壁上腹处一周绳索纹，内部一神兽，呈四组站立状。哈萨克斯坦南部出土的公元7-8世纪陶灯是一件造型精美的陶灯，四角可以注入灯油，中间圆孔为灯芯，器壁有线刻纹，这类陶灯在中国境内较为少见，反映出独特的区域文化面貌。
陶灯 哈萨克斯坦
丝绸之路跨越数千年，从长安出发，走出天山廊道，在时空中延续。人文自然，绚烂依旧，未来可期！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18日。
来源：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编辑：李玲